对此，下文将详细阐述。
在传统程序结构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是行政程序得以向前推进的动力来源，伴随着利益诉求的不断多样化，这种传统的单方主导的行政程序只会加剧利益主体冲突对抗的风险，行政机关的程序负担随之也会不断加重。在法律后果方面，设置不采纳意见的理由说明制度[2]，案卷排他性制度等。
(让·里韦罗，让·瓦利纳，2008：23)由于公私合作治理使行政与私人地位相对平等，传统行政程序法的强制与对抗色彩开始变得弱化，意思自治的成分有所增加。在合作行政背景下，新行政程序观念尤其强调：一是参与主体程序意识的培养，行政程序中其他程序参与主体能否积极协助程序的开展，需要具备主体性认同的意识、互负真诚义务的意识、辩驳的意识和选择的意识等等，这将会为行政程序大大减负，也利于拓展交涉的深度与广度。三是对于非正式行政行为约束力的遵守与支持，由于合作行政采取了大量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匹配的程序更具灵活性，对抗性要素稀少，同时也欠缺透明性与安定性，因此法律约束力较低甚至仅具有事实效力，但是其对于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而被广泛适用，所以相对人在成为非正式行政程序的主体时，应自我设限，服从其一定的约束力，这既是合作双方相互信任的表现，也是合作行政中参与主体绅士品质的体现。(施密特·阿斯曼，2012：98)因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可接受性的前提，但是可接受性又是超越合法性而追求行政正确性的因素。具体而言，首先，程序主体的伙伴结构性变革本质上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于行政程序中转换的具体体现，具有传承性与延续性。
比较法只能提供视角，且域外对于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公法规则尤其是程序法的态度正处于不断改进中。本文所探讨的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所追求的参与该采取哪一种类型呢？实际上此处探讨的参与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它更接近于协商参与式治理模式，无论是在决策还是规范性文件制定均需要把公众视为过程伙伴，而非仅止步于信息的提供者，且应当赋予公众更多的实质参与权利，实质分享决策权，否则协商参与式治理极易落入形式主义。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不仅是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及其人民共有的价值观念。
尽管在司法实践上，绝对权利不再绝对（例如言论自由、土地征收），但在观念上和文本上，自由主义国家宪法中的权利仍偏向于绝对化的理解。直至戴雪的出现，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宪法学家，他的任务不在于不在于攻击或者为宪法辩护，而在于说明它。具体而言，中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大体上遵循如下一套价值逻辑： 第一，共同体先于个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宪法传入中国当然会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经过中国文化浸染的宪法也必然携带着中国人价值观念和行为特点。
在此阶段，中国宪法文本与现实的张力、显形宪法与隐形宪法的矛盾、以及一般宪法原理与本土特殊国情之间的冲突，使得宪法学研究者在研究立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均产生了较大分歧。正因为家、村落和国家这类集体对于个人生存如此重要，古人根据生活经验就能够产生家国重于个人等集体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
对于该条款，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国家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或者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土地甚至都不用给予补偿。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却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权利之于集体的统治地位，要求个人的善和公共的善都服从于个人权利。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中为公的理念。
在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兴衰存亡重于个人权利。因此，尽管中国现行宪法中使用了人权、自由、公民基本权利等概念，但这些概念的内涵并不能作完全自由主义式的注解。根据少数服从多少、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越往上国家权力所代表的范围越大，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大。这一价值原则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的国家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民主集中制被运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建中，成为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产生于家族中的孝悌、仁爱、名分、尊卑等观念同样用于政治领域，调整政治领域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
尽管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回潮，在观念宪法层面对集体主义的权利观念有一定的冲击，但在文本宪法和现实宪法层面，集体主义的权利观念根深蒂固。（一）权利的来源 基于先验的自然权利理论所主张的权利天赋和基于经验的实证主义而提出的权利法定是关于权利来源的两种最为重要的观点。
它们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由社会主义国家赋予的作为生命的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而根据邓小平的解释，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然而，中国宪法遵循的并非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所证成的那套逻辑。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中国宪法先于个人权利确立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传统中国里的家族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基本的政治组织。
本文聚焦于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的独特性。至少在东亚地区，大家乐于接受的就不是个人权利至上的权利观念，而是整体高于个体、集体重于个人的权利观念。
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如下：（1）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五、结语 边沁曾指出：可以把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的人分为两类：解释者和评论者。
即便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甚至较之于个人主义的优越性，也需要制度上的精妙设计来实现。历部宪法中，权利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
第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既无经济上的独立，也无政治上的自由。在人的本性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必须过群体生活，必须以道德作为个体的人生目标。在生活上，供个人消费使用的生活资料也都来源于家庭的分配，并且量非常少仅够生存，个人难以脱离家庭而进行其他活动。
有学者认为该条款规定了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也有学者主张该条款仅仅意味着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并不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宪法上侧重从集体的角度认识权利的来源，因而在权利的内涵上也秉持一种集体本位的价值立场。
其中，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宪法学必须以宪法文本为核心展开研究，而以宪法文本为核心的研究又必须从中国文化背景、政治实践的历史以及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宪法进行历史文化解读，提高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自觉性，培育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
两者之间相比较，在影响范围上，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加之近现代英美国家的强势地位，作为自由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天赋人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更具影响力。在中国宪法学界，学者大多认为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等宪法主体作为或者不作为某种行为的自由。
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宪法下的个人，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也不同于个人主义宪法下的自由地追逐幸福，而是努力投身到公共善的实现过程中，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公共善的实现结合起来。[28]464尽管美国等国家的宪法中同样有出于公用或者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或者征用的条款，但一般都要求政府以合理的补偿并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在个人对群体有高度依赖的传统社会，很容易产生整体主义、群体本位等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
中国宪法是以西方形式表达中国内容的一部民族宪法，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制度安排。在权利的内容方面，自由主义宪法承认权利先于宪法，权利不以宪法的列举为限。
第二，集体主义建立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上。凡是英宪的学生，其所有本分，既不可信口雌黄，亦不可纯然敬畏，惟应博学与审问宪法的真相，凡是英宪的教师，其所有职务，既异于批评家所为，亦异于解嘲者所为，惟在祛疑辨惑，与阐明法理。
第二，公共的善优先于权利，个人权利的来源及实现都要从属于公共的善。在解读中国宪法的方法上，应当充分意识到中国宪法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现实需要，有着自己的独特品格，而非对西方宪法的简单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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